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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包形制考察

 
本文主要依据《大清实录》、嘉庆朝《理藩院则例》、道光朝《理藩院则例》、《金鬘》、《张嘉呼图克图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智者之悦白史》等蒙古文文献,辅以各盟旗所藏蒙古文档案对圆明园蒙古包进行了研究。出于弥补文献信息之缺漏,适当借鉴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献与图像资源,以及部分涉及20世纪20年代地域建筑景观的口述史资料。另外,本文参考并引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清代宫苑则例汇编”等重要汉文文献。
    
清代历朝官修史料均由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而蒙古文史料并非是对满汉文原稿的简单翻译,而是“有其自己的编写制作过程”[ 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大清蒙古实录.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2。]。仅就蒙古事务的历史表述而言,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如汉文清实录所记“大幄次”在蒙古文清实录中均以“伊和蒙古勒格日”,即大蒙古包指代。再如,相比汉文史料中对蒙古包的多种称谓,蒙古文史料仅以“蒙古勒格日”与“查查日”,即蒙古包与帐幕两种称谓指称,故对梳理清廷帐幕体系的工作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然而,蒙古高原作为地方和边疆区域,蒙古文文献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也有其片面性。如涉及圆明园山高水长、热河避暑山庄、京师各寺院的蒙古包信息较多,而关于含经堂蒙古包的记录却非常少。例如在“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清内阁蒙古文堂档”等多卷本文档中几乎未涉及宫廷内部的历史事件。当然,晚清内外札萨克蒙古丰富的社会史资料与延续至民国的王府帐幕信息对史料之缺漏起到不可或缺的弥补作用。